工程师父亲，“确诊”了他的罕见病孩子｜新民特稿

今年早春的一天，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房外，程默（化名）靠着墙壁站了很久。

走廊上，有人来回踱步，有人在打电话。他没有看任何人，眼睛盯着那扇紧闭的门。目光是空的，手心全是汗。

六年前的夏天，他站在另一扇门外等第一个孩子出生。那时以为，往后人生皆为坦途——他带过大厂的项目，啃下一个个技术难题。自以为对“难”有足够理解，直到面对一种连中文名都没有的病。

门开了。他看见妻子怀里小小的襁褓，听见一声细弱的啼哭。他快步走过去，脚步很轻。

抱第一个孩子时，感觉也是这么轻，这么软。但他长到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一直没有主动翻过身。

“这回不一样了。”他对自己说，“这回不一样了。”

海螺AI图

一、无路

2020年8月2日，程默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起初一切正常。满月、两个月、三个月，孩子不哭不闹，特别好带。程默和妻子甚至觉得幸运——太省心了。

到了三四个月，不对了！同龄的宝宝开始学翻身，把身子扭过去又扭回来，累得吭哧吭哧。他们家小朋友安安静静地躺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不翻身，不挣扎，也不闹。

家人说再等等，有的孩子发育慢。程默又等了一个月。

他专门去看了亲戚家的孩子。小小的婴儿在床上蹬腿、挥胳膊、咿咿呀呀地叫唤，浑身全是劲儿。程默站在床边看了很久。回到家，他对母亲说：“不对，宝宝太安静了。”

他把孩子带去医院保健科检查，指标正常。

到了五六个月，问题藏不住了。孩子的发育像被按了暂停键——严格来说，停留在两个月大的水平。“抱起来四肢肌张力很高，躯干却是软的。”程默比划着，“身体紧张，但支撑不起来。颈椎是软的，整个脊椎是软的，四肢是硬的。不能见光，见光就不舒服。”

他们去了居住城市所有的儿童医院。挂了神经内科、儿保科、内分泌科。有一回，医生开了一套和神经发育相关的检测，其中包含甲状腺功能。结果是T3高、T4低、TSH正常。医生说甲功有点异常，但不清楚原因，建议再等等。

程默带着这份报告去了很多家医院，得到的回应是一样的：指标古怪，但说不上来是什么病，再观察观察。

“没有人知道。”

这期间他还要上班。大厂的工作节奏快，项目一天都停不下来。他白天处理公司事务，对项目负责，对团队负责。下了班、周末、孩子睡着的深夜，他就坐在书桌前翻孩子的报告。一份一份看，一个一个指标查。

“很多事情已经发生。”程默说，“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所有医院都跑了一遍之后，程默做了一个决定。

二、寻因

2021年，程默辞去了大厂优渥的工作。

一个通信工程师，开始读医学论文。

那时候人工智能还没普及，没有大模型帮他翻译、归纳、提炼。他只能靠自己。英文论文看不懂，打开词典一个一个查；专业术语不理解，翻教材、翻中文综述；遇到一个陌生的基因名字，他要在搜索引擎里来回换关键词，试上十几种组合才能找到对应的中文译名。

有些论文是付费的，他找朋友借了专业账号、到处托人下载。此前，他不知道外面那个海量的医学学术世界长什么样。

是孩子的病把他推到那片陌生的海里。

他把孩子所有的检测报告摊在桌上。基因检测做了三轮，全外显子组、全基因组，全是阴性。一大堆纸，厚得像一本书。

“从很厚一摞筛到很薄，最后只剩几张纸。”他锁定了甲状腺。T3和T4正常情况下是等量、线性变化的——T3由T4转化而来，两者应该同步升高或降低。但孩子的T3高出正常值，T4低于正常值。这不是普通的甲亢或甲减，是某种他还没弄明白的失衡。

他开始每天泡在论文里，读到第二百多篇的时候，他在一个专业平台上检索，跳出来一篇关于甲状腺激素的小众综述。里面有一段简短的文字，介绍了一种叫作Allan-Herndon-Dudley综合征（Allan-Herndon-Dudley Syndrome，AHDS）的罕见病。1944年由两位医生首次描述，典型特征是——T3高、T4低、TSH正常。

完全对号入座。

“那天我对妻子说，孩子大概率是确诊了。”程默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坏消息是，这是一种超级罕见病。”

三、知难

AHDS的致病基因是SLC16A2，位于X染色体上。这个基因编码一种叫MCT8的蛋白质，它的核心工作是将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主要是T3）转运穿过血脑屏障，送进大脑细胞。

打个比方：大脑是一栋需要持续供能才能正常发育的大楼，T3是维持楼内一切运转的关键燃料，血脑屏障是一道锁着的大门。MCT8是负责开这道门的那把钥匙。程默孩子的这把钥匙坏了。

燃料送不进来，整栋大楼的正常施工就被迫中断。大脑的发育进程因此陷入严重的迟滞——孩子的发育水平停留在了婴儿早期。

更残酷的是，如果给孩子口服甲状腺激素，血液里的T3浓度会升高，全身各个器官都会出现甲亢症状，但大脑依然得不到——因为钥匙不在。MCT8这个蛋白，在整个身体里只负责这一个任务，而那个任务完不成。

这是一种X连锁隐性遗传病。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如果这一条上的SLC16A2出了岔子，就会发病。女性有两条X，一条坏了另一条还能顶上，所以通常只是无症状的携带者。

程墨大宝患病情况图解

程默在论文里读到，美国有一位科学家曾经为AHDS设计过基因治疗，小鼠实验已经完成，一切顺利；然而2016年，实验室其他论文造假被曝光，研究全部停摆。

程默开始自己设计——读完数百篇论文，把AHDS领域所有研究者的方向、方法、结论理了一遍，然后委托国内的公司和高校制作基因治疗载体。可两轮实验做下来，效果并不理想……

仅制药这块，程默已经花出去几十万元，连水花都没看到。今年春天，他又付了一笔钱，委托国内一家生物公司复现另一篇论文的实验，“无论有没有效，至少要做一遍。”

孩子今年六岁了。“他的发育停留在两个月水平。”程默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这些年来，孩子没有自主运动能力。不能坐，不能翻身，不能伸手拿东西。靠父母和阿姨照顾日常。夜里要有人守着，白天要有人看着。

“我们家小朋友还算不错的，比我们痛苦的家庭其实更多。”在一个AHDS病友群里，程默很少说话，但他看到了很多故事——一位妈妈，孩子出事后丈夫提出了离婚，她没有工作，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只好出去开网约车，开一天就有一天收入。

还有一位妈妈，程默印象最深。她在群里说，刚确诊那阵子天天想，要是当初生了个女儿就好了，女儿不会发病；后来她又想，如果生了女儿，女儿会是携带者。以后她嫁人、生孩子，这份罪可能还要传到她的孩子身上，“她说，那还是让这个罪落在我儿子身上吧。已经落在他身上了，就让我来受。”

四、破晓

他们不是没有想过再要一个孩子。

程默讲起史铁生的《命若琴弦》。老瞎子带着小瞎子走街串巷弹三弦，小瞎子问什么时候能看见这个世界。老瞎子说，等你弹断一千根琴弦，就能看见了。小瞎子抱着这个念想活下去，弹了一辈子。老瞎子去世的时候，小瞎子才知道那是骗他的。

可，第一个孩子的病因都没找到，拿什么保证第二个孩子一定健康？

没有答案的时候，任何尝试都像赌博。他们把这件事放下了——放下过很长一段时间。但那个念头没有消失。两个人都在想，只是谁也没有先开口。

转折发生在2024年的一次罕见病日活动。程默找到了上海市儿童医院吴胜男主任，“变异太特殊了，传统分析方法会提示这里是噪音，极易被忽略，这是以往基因检测没检测出来的原因。”吴胜男还原了当时的检测情况。为了帮这个家庭圆梦，吴主任随即联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滕晓明教授团队。

经上海市儿童医院和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遗传专家团队的努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不是一个完全烈性的破坏，更像杯壁上凿了一个洞，咖啡能装，但可能会漏。”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遗传科副主任张军玉解释。

进一步家系遗传分析显示，程默岳父岳母的SLC16A2基因没有这个变异，变异只发生在他的妻子身上，这在遗传学上称为“新发变异”。在遗传学里，“新发变异”这个词平静得很，但它不描述一个家庭要为此付出什么。

孩子的临床症状与基因导致的疾病完全吻合，而且孩子母亲携带的这个变异又是新发变异，生殖遗传专家团队给了90%的把握——医学上没有百分百的事，但这个概率，足够支撑程默做出决定了。程默在一妇婴第一次拿到了确诊阳性的基因检测报告。

完成基因诊断后，一妇婴组建起生育关爱一站式诊疗团队，通过胚胎植入前单基因病检测（PGT-M）技术，也就是俗称的“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予以干预。2024年秋冬，胚胎基因筛查完成，移植妊娠后在产前诊断中心完成产前诊断。今年3月，二宝出生，是个男孩。手术室外的程默听到那声啼哭，快步走进去，生怕晚了一步就不真实了。护士把孩子抱给他看，小小的，蜷在襁褓里，拳头握着。

程默（左二）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迎来健康二宝受访者供图